鼻整形历程 ⑪ —— 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始改变自己鼻子的

这是本系列中最难下笔的一篇。因为我身在其中。

韩国常被提及为一个按人口比例整容手术极多的国家。在这些手术中，鼻子与眼睛并列为最常见的项目。

对此通常有两种解释。其一是“因为韩国医生技术精湛”，其二则是“出于对外貌的执念”。

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各对了一半。

技术是结果，而非起因

韩国的鼻整形技术日臻精湛，这固然是事实。但并非技术先行而创造了需求，先后顺序恰恰相反。

手术数量增多，术者的经验便随之积累，疑难病例得以汇聚，应对这些情况的方法也随之愈发精细。

鼻修复手术增多，修复技术便得以发展。韩国鼻整形的技术积累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需求的产物。

因此，“因为擅长所以做得多”几乎是本末倒置。问题依然存在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改变自己的鼻子？

容貌沦为一种资源的社会

从这里开始，这或许已不再是一个医学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问题。

韩国是一个在高度压缩的时间跨度内实现发展的社会。代际差距巨大，个人能够向上跃升的期望强烈，与此同时，竞争也异常激烈。

在这样的社会中，人们会动用手头拥有的一切资源。学历、资质证书、语言成绩。外貌也同样被列入了这份清单。

长久以来，简历上都要附上照片。面试时，第一印象会被拿来评判。

在服务行业的招聘中，外貌有时甚至被白纸黑字写成录用条件。确实曾有过一段时期，外貌被当作一项资历，而非个人审美。

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整容手术不再是虚荣，而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。我在面诊咨询中确实常常听到这样的话。

“说实话，我觉得自己长得还可以……只是身边的人总说我给人某种特定的印象。”

你会将这视作个人的虚荣吗？站在我的立场，听得如此频繁，在我听来完全不是那回事。

第七篇的故事在此重演

在第七篇中，我讲述了 Jacques Joseph 的故事。

在20世纪初的柏林，鼻子的形状被视为识别犹太人的印记，人们为了逃避这种审视的目光而接受手术。

我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：需要改变的究竟是鼻子，还是那审视的目光？

一百年后的今天，同样的问题在韩国重演。印记的内涵虽已改变，其背后的结构却如出一辙。

社会赋予某种外貌特定的含义，个人承受着这种含义，而医学则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。

在这里，有些话我必须坦白。我就身处这个框架之中，甚至站在最前沿。

我常说人们的目光应该改变，但我却靠着为那些难以承受这种目光的人做鼻子手术来维持生计。我不会辩解说自己能解决这种矛盾。

那么，我们能做些什么

即便如此，我并不认为站在我的立场上就完全无能为力。

首先，要明确手术并非对每个人都是答案。如果在面诊咨询中我认为没有必要手术，我会如实相告。这谈不上什么宏大的信念，只是因为如果我成了一个连实话都说不出口的医生，我就再也无法向自己解释我所从事的工作了。

其次，不能宣称无法改变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改变一个鼻子并不能改变人生。手术所能解决的，仅限于鼻子本身。对于抱着超出这一预期而来的人，必须如实告知。

第三，建议选择具有可逆性的方案。这也是我在前几篇中反复强调的内容。

最后

听到有人说韩国的鼻整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，我并不觉得特别欣喜。因为这样一句话会让人们停止去思考：它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

技术的积累固然值得自豪。但在这种积累之下，沉淀着无数曾因自己的容貌而饱受痛苦之人的岁月。

苏斯拉塔（Sushruta）为人重塑鼻子的缘由，与约瑟夫（Joseph）在手术时谈论心理效应的初衷，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个落脚点。

一个人是用自己的面容来面对这个世界的。即使这并不公平，但对于此刻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来说，这就是现实。

作为一名医生，所能做的或许也就是这些：不去漠视那一现实，同时告诉他们，那并不是人生的全部。